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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偶然在校内上看到有人分享了柴静在“首都女记协演讲大赛”上的演讲，觉得获益良多。之前自己曾经疑惑过、心里觉得有想法但又不能明确给出答案的问题，我觉得柴静给了我答案。演讲原文如下：
《认识的人，了解的事》
十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50多岁的女人。她是30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要离开西藏。下了飞机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北京一个旅店里。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说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床头有一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这是她30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跟各种人：官员、汉人、喇嘛、三陪女交谈的记录。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也知道这些东西不能发表。她只是说，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雄，拉萨一中的女教师。
五年前，我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一块五毛钱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这个人就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一块五毛钱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利就只是一张纸。他后来赢了这场官司，我以为他会和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自把这个饭菜端到他面前说，“您是现在要发票还是吃完之后我再给您送过来？”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他说我靠为我的权利所做的斗争。这个人叫郝劲松，34岁的律师。
去年我认识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个60多的男人说起来丰台区的一所民工小学被拆迁的事，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也动感情了，他从裤兜里面掏出一块皱皱巴巴的蓝布手绢，擦擦眼睛。这个人18岁的时候当大队的出纳，后来当教授，当官员，他说他所有做这些事的目的只是为了想给农民做一点事。他在我的采访中说到，征地问题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这个问题的根源不仅出在土地管理法，还出在1982年的宪法修正案。在审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的领导说了一句话：“这个人就算说的再尖锐，我们也能播。”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这个人叫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七年前，我问过一个老人，我说你的一生已经有过很多挫折，你靠什么保持你年轻时候的情怀。他跟我讲有一年他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着一副棺材。他就下车去看，那个老农民说因为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这个老人就给了他500块钱让他回家。他说我讲这个故事给你听，是要告诉你，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要执着。这个人叫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它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些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去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谢谢各位。
我想起自己之前和一个朋友吃饭时，他跟我讲了许多关于我国社会现存的弊病，包括贪污、贫富差距大、社会上层阶级享受许多特权等等。他跟我说他也很爱国家，但是却看不到为这样机制不公平的社会贡献的意义和出路。我记得我当时笑着说，我不在乎别人做什么得到什么，我只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对社会有所贡献，就算再微弱，也会是一种进步。“能够知道世界不完美，但仍然不严乏力、不言放弃”，这样的坚强和执着不应该被称为理想主义，而应该是一种真正看懂世事的豁达和一种真正热爱生活的激情；是一种对我们作为一个中华儿女所肩负的使命的响应。
我们很多时候迷茫，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和“为什么”。我们不知道自己喜欢做的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一些事。我觉得这两个问题都是认识的问题，前一个是认识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后一个是认识自己扮演什么样的社会角色；前一个在于正视自己的性格，后一个在于正视自己的责任。
我觉得正视自己很难，因为我们总习惯与别人比较，我们总习惯获取别人的认同。但是人和人是不同的，自己把的自己的喜怒哀乐活在别人的评价中岂不是很可笑。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我呼唤沟通和心悦诚服，却不能在心灵不认同的情况下还屈服于别人的世界。
正视自己的责任可能更难，一方面有“公有地的悲剧”的原因，而更多地是在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生命的意义。大家的看法不同，对责任的认知也就不同吧。我赞同积极入世的生命哲学，我觉得自己的生命确实不应该是只为了自己活得好，而应该是为了更多的人。李开复说，他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定为扩大自己的影响。杨老师说，我们要make a difference。关导今天的校内状态是：位卑未敢忘忧国……我也是一个普通人，从不奢望能做多么大的事业，但我从不想放弃能用自己的爱好所长为我们的国家做点什么的理想。
温总理说：“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要执着”。我想起我自己，以及我身边的很多人。在大学里，许多时候都在为一些成绩、工作上的事焦虑，忘了还有更多的事值得一个大学生来关注，活得确实太狭隘了些。该有的焦虑总是要有的，不过如果把这些焦虑放在国家和责任的背景下来考虑，可能就不会那么难受，会更积极地寻找到问题的出口。大学生应该是思想最活跃，最有热情为祖国贡献力量的一批人，如果都为了自己的一点事而无法承担起自己的责任，那岂不是一个国家的悲哀。
看到郝劲松的那件事，我想起了曾经上过的商法课和伦理课。商法课上，姜老师经常说我们国家的法制史还不够完善的，而很多时候，完善只能通过一个又一个的真实案例来推动。伦理课上，很多人说商家的一些不好的做法能忍就忍了等等。杨老师说到美国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也正是因为有一部分人愿意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消费者权利才有了今天顾客至上的商业环境。“你靠什么赢得尊重？我靠为我的权利所做的斗争。”
在豆瓣上发布的柴静的演讲文章下面，有一个人评论:“一两个当权者的仁慈，而且只是对特定的、“无害”的弱者的仁慈，对于那些被仇恨和焦灼撕扯着的现实来说，算什么呢，真的值得反复援引吗？”我认同对国家、政治和政党应该保持清醒客观科学的态度，不应该盲目崇拜和相信。但我相信对“真善美”的崇拜并不会有错。我也相信仁慈的、值得援引的善者绝不是少数。在被仇恨和焦灼撕扯着的现实面前，真善美才更加值得反复援引。这样的援引不是为了掩盖、不是为了忘却，而是为了在鼓励和希望中更好的前行。
我真的希望自己可以做一个“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些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去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做个让祖国骄傲的人。独立思考难，面对真实难，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坚持则难上加难。与诸君共勉。
谨以此文纪念二零零九年九一八。
